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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路过人间，我们都不免与生老病死狭路相逢。这是一个有关生命的真实故事。我叫菲利普，医院的整形科医生。从实习算起，医院摸爬滚打了将近10年，轮转了所有外科科室，也见过了人情冷暖和世间百态。欠费跑路的病人、蛮横无理的家属、纠缠不清的医闹……就像人们说的，医院是最能暴露人性的地方。无名氏10年前，我正是本科最后一年，医院实习，轮转的第一个科室是神经外科。那天是我值班，和另一个医生凯哥一起守在急诊。除了有几个简单的头部外伤患者，一切都风平浪静。吃过晚饭，趁着病人少，凯哥让我赶紧回办公室，利用空闲看看书，准备年底的研究生考试。可书还没看多久，手机突然嗡嗡地震动起来。“快过来！来了个颅脑外伤！”电话那头是凯哥焦急的声音。我心里一惊，任何一个外科医生都知道颅脑外伤的严重性。我赶忙跑去急诊，凯哥正坐在诊室里看CT片子，一脸凝重。医院拍的，左侧硬膜外血肿，大概有十几毫升，右侧大脑有小范围的脑出血。单从CT结果来看，情况并不严重。可看到患者后，我才发现，问题并不像片子上显示的那么简单。患者是一个年轻男性，看上去20岁左右，光头。除了一块淤青，他的头皮上并没有明显伤口，却已经陷入昏迷。我检查了一下神经反射，也出现了异常。凯哥说，CT是2个小时以前拍的，血肿肯定还在增大。他已经安排了复查CT，今晚八成是要手术了。听到凯哥这样说，我赶忙去帮患者办住院手续，可在候诊区喊了几次“抢救室三床家属来一下”，都没有人应答。这时我才想起，他的床头牌上，写的是“无名氏”。跟着患者一起来的警察说，他是骑摩托车出的车祸，事发地点在县城外不远处的公路上，很可能是车辆失控后头部撞到路边的护栏，当场昏迷。目前他的身上没有任何身份信息，摩托车也没有牌照。为了尽快手术，医院的相关负责人，帮他办了急诊绿色通道的手续，优先抢救。也就是说，先救命，再收费。这时，CT的检查结果也出来了。我一路小跑去CT室，直到拿到片子，才终于明白了为什么血肿不大，患者的症状却那么明显——虽然硬膜外血肿没有恶化，但脑出血很严重，患者的脑室已经里充满了血液，而且明显发生了扩张。这样下去，很快就会危及生命。手术刻不容缓。我又狂奔回诊室，把情况告诉凯哥，然后马上通知病房和手术室。很快，手术室的麻醉师和护士们就准备好了，上级医生海涛哥也在赶来的路上。术前洗手的时候，我还在庆幸：“这家伙是个光头，省得咱们备皮（剔除毛发并进行清洁）了。”消毒、铺手术巾、穿手术衣，一切准备就绪。凯哥先在太阳穴位置做了皮肤切口，我和他配合着切开、止血，很快就暴露了颅骨。这时，海涛哥也来到了手术室，准备正式手术。我们拿掉了一块大约9厘米长，6厘米宽的颅骨，这样就相当于在脑壳上开了一扇窗，预防水肿挤压脑干，然后在侧脑室插入一根管子，把血液放出来，减轻脑室内的压力。手术做得好好的，海涛哥突然抬头看了我一眼，问：“头部消毒的时候，有没有发现什么特殊情况？”我一头雾水，担心是自己消毒不合规范，战战兢兢地说：“没什么，就是他可能是刚剃的头，脱衣服的时候发现脖子上、锁骨上都是碎头发。““问题就出在这儿。”海涛哥的表情依旧专注，但还是可以从语气里听出一丝不满。“这医院剃的。都备好皮准备做手术了，发现没有家属，害怕没人签字担责任，又怕没人交钱，医院。他们都这样搞了多少次了！”听了海涛哥的话，我才恍然大悟，医院明明拍了CT，却又把病人送到这里。之前我还在学校的时候，就听老师们提过医闹。前不久，楼上的普外科就经历了一场医闹，起因是一个患者结肠癌手术后，吻合口破裂造成肠瘘。这本来属于常见并发症，术前谈话里，也讲过这种可能性，但家属张口就要20万，天天赖在病房里，搞得全科焦头烂额。这个人现在身份不明，如果手术出现问题，或者术后恢复不好，家属又突然找上门来，那我们可真是百口莫辩了。但患者情况危急，想不了那么多，先把人救过来再说。做完手术，已经是凌晨，幸运的是，手术很成功。把患者送进ICU后，我心里默默祈祷这个家伙能尽快醒过来，哪怕是只有痛觉，能够哼唧几声也是好的。一句谢谢都没有第二天下午查房的时候，患者的状况还不错，呼吸和心率都很平稳，捏他手上的皮肤时，也有了躲避动作。在ICU里又住了2天，他渐渐苏醒。虽然有些迷迷糊糊，说话词不达意，但已经能和别人交流了，还会在半梦半醒中夸护士长得好看。主任看过后，要求隔天把他转出ICU，给其他重症患者腾床位。我们看着ICU里空着的两个床位，心里都明白，还是钱的问题。目前，他的治疗费用已经超过了一万，医院垫付的，最终还是会摊到每一个医生、护士头上。就在这天，警察找到了他的家属：一个看上去六十多岁的农村老头儿，黑黑瘦瘦的，脸上沟壑纵横，身上穿着当时已经很不常见的蓝色中山装，脚上是几乎完全褪色的绿色解放胶鞋。他的裤子上还沾着泥点，裤脚挽起到小腿，像是刚在地里干完活的样子。问了警察才知道，这个老头儿是患者的父亲，今年56岁，38岁那年才有了一个独苗。孩子的母亲有慢性肾病，50岁那年去世了，家里为了治病，一直找亲戚、邻居借钱。医院，也是和周围人借了一圈，才凑了不到一千块钱。看到家属这副样子，大家都默默叹了口气——还钱？还是别抱什么希望了。到了下午，患者的颅内压又升高了，而且术后谵妄（行为躁动、胡言乱语）比较严重，转出ICU的事情只能暂缓。我带着他父亲进去探视，这个老实巴交的农民看着插满管子的儿子，眼里不停淌泪，僵在那里，有些不知所措。我又把他带到医生办公室，向他介绍病情，完成一大堆的谈话和签字。而这个男人只是僵坐在凳子上，双手紧紧扣住膝盖，像一个在接受批评的学生。我每说一句话，他就点点头，让他签字，就木然地拿起笔，一句多余的话都没有。一个小时的时间里，他始终没有看过我一眼。他离开办公室后，我不太高兴：“这个老头儿，我们救了他儿子的命，还垫了医药费，他竟然连句客气的话都没有！”凯哥听到了我的不满，过来悄悄跟我说：“这算什么，咱们就是靠治病救人养家糊口的，不要什么事都想着让人谢，不告你就不错了。”听完这话，我心里更憋屈了。患者本来都准备转回普通病房了，现在颅内压又突然升高，是不是出了什么问题？万一家属硬要说我们手术没做好，就麻烦了。因为患者住在ICU，他父亲不能像其他家属那样睡在床位隔壁的折叠床上，又舍不得住宾馆，干脆直接睡在了消防通道里。保安巡逻的时候经常把他的“床铺”——两层纸板给扔掉。我告诉他，医院后面的小巷子里有日租房，一个床位一天也就二十多块钱，很多家属都住在那里。一听说二十多块钱，他本来呆滞的双眼看了我一下，摇了摇头，又把手里破旧的提包攥紧了一点。最后，我们和保洁员商量，让他晚上住在放扫帚的仓库里，又找了些纸板当床铺。因为是夏天，温度也不低，夜里他就和衣而睡，算是解决了住宿问题。不过，他依旧很木讷，一句谢谢都没有。出院这几天，患者的情况时好时坏，不过总体上恢复得不错，转入普通病房应该只是时间问题了。他父亲除了每天上午的查房和下午三点的探视时间外，都处于消失状态。据保洁阿姨说，他一般在消防通道的楼梯上坐着发呆，或者去花园转转。住进仓库的第三天，这个常常消失的人突然出现在护士站旁边，搓着手张望。起初，我忙着干活，没注意到他，直到保洁阿姨嫌他站在那儿影响拖地，喊了句：“真碍事，晚上占着我们小仓库，白天又站在这儿碍我的事。”阿姨说话的声音特别大，周围的人纷纷看过去。他的脸瞬间涨得通红。护士长把他叫到一边，问他有什么事情。他憋了半天，冒出一句：“主任上午查完房说，我儿子能从里面出来了，多亏了你们，保住了我儿的命。”护士长连忙说，没什么，都是应该的。直到这时，这个男人紧张的情绪才终于放松了些。他跟护士长说，如果以后有需要，就去消防通道找他，医院里有什么打杂跑腿的事情，他愿意帮忙。说完这话，他的脸又憋得通红，扭头去跟保洁阿姨赔笑脸，然后不由分说地提起阿姨的脏水桶就往水房跑。正在气头上的阿姨突然噗嗤一声笑了出来。那个黑瘦的男人提着水桶晃晃悠悠地走过来，和保洁阿姨一起打扫卫生。活动几下，他显然是出汗了，脱掉那件有些破旧的中山装，搭在旁边的扶手上。医院这么多天，他脸上第一次浮现出自然的笑容。晚查房过后，我和护士一起把患者从ICU推出来，转入普通病房。老头儿早已经守在ICU门口，父子俩一见面，一句话没说，都哭了起来。ICU的护士说，患者刚醒的时候，总是问摩托车在哪里。原来，他出事时开的摩托，是向朋友借的，他家经济困难，怕摔坏了赔不起。听到这个，我苦笑一声，心说这几天住院的费用，够买好几辆摩托车了。回到普通病房以后，患者的状况逐渐好转，毕竟是18岁的壮小伙，恢复起来很快。临近月底，他已经能自己在病房里走来走去。也就是说，距离出院不远了。这段时间，他的父亲也从仓库搬到了病房，白天没事的时候，就在走廊里站着，或者守在护士站旁边，看有谁需要帮忙。护士捧着瓶瓶罐罐的注射液，他就过来搭把手；保洁阿姨腰不好，他就主动去打水；饮水机需要更换水桶了，他就一个人扛起来一桶四十多斤的纯净水，胳膊上的青筋清晰可见。日子一天天过去，正巧，我在神经外科的最后一天，患者可以出院了。这时我们才知道，过段时间他还要参加高考。这是他第二次参加高考，之前一年，他都在县城的高中读复读班。出事那天晚上，有手机的同村同学和家里打电话，说他家里的土胚房歪了。他一听，急忙借了县城同学的摩托车连夜赶回去，想看看父亲有没有出事，不曾想就在路上出了意外。考虑到他们家的情况，这次治病我们就先垫付了费用，并且嘱咐他们带好单据，回去办新农合报销，报销的钱再还给我们。至于自费部分的钱，医院来出了。出院这天，医院宣传科还来拍了一张合影，说是医务人员公益救助困难患者，院报得宣传一下。我站在办公室门口，目送这爷俩离开病房。老头儿回头朝我们看了看，似乎眼里有泪水，因为他用袖子擦了一把。我那时学生气重，找海涛哥抱怨：“这人真是的，咱们救了他儿子，还没要钱，查房的时候从没听他跟我们说过谢谢。过去看电视剧里面，要是医生仁至义尽到这份儿上，还不得感恩戴德的。”一把花生米之后，我也很快离开了神经外科，轮转到泌尿外科和普外科实习。每天忙得像陀螺一样，又接触了很多新的病人和家属，那个老头儿的形象渐渐从我脑海中淡去，只剩下一个模糊的影子。直到十月的一天，我在食堂遇见凯哥，他把我拉到了神经外科病房。办公室里放着一个很大的蛇皮袋，里面是装得满满的花生米。护士长正在用小袋子分装，看见我来了，她赶紧递给我一袋：“快快快，赶紧拿着。这一大袋子得有七八十斤吧，那人竟然一路扛过来，还真厉害。”她说的是那人，是颅脑外伤患者的父亲，那个黑瘦的老头儿。主任本来已经做好了他不还钱的心理准备，没想到的是，几个月后，他不仅把报销的钱带回来了，还拼拼凑凑了三千块钱，说是自费部分的，也还给我们，剩下的他再想办法。据说，老头儿今天笑着告诉大家，他儿子考上了大学，今后就是干部身份，不用再像他一样面朝黄土背朝天了。那一袋子花生就是他送给医生和护士的谢礼。今年收的新花生，刚晒干的。护士长推脱不掉，只得留下那袋花生，但大家商量之后，决定让他把三千块钱带回去。自费部分就不用再还了，医院援助他们的。周末，我把花生带回了家，足有一斤多。父亲之前一直在老家务农，也种过花生。晚上炸花生之前，他挑挑拣拣，发现没有一颗不饱满，没有一颗虫蛀，没有一颗发霉，笑着说了一句：“不孬，挑过的。”听着父亲的话，我仿佛看到，一个晴朗的初秋夜晚，黑瘦的老农坐在院子里，就着泛黄的灯光，仔仔细细地，一颗一颗挑拣着花生米。从医十年，我时常想起这一幕正是这个不善言辞却又一片赤忱的老头儿让我医院里也时刻保持着对善良的笃信和期待来源：丁香医生（ID：DingXiangYiSheng），策划：CC，责编：罗布君，作者：菲利普医生。本文经由日本北海道大学神经科学硕士庄时利和审核。原文略有删节本期编辑：崔鹏、朱田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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